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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之洞对三任法国驻粤领事的强硬外交

张之洞对三任法国驻粤领事的强硬外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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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仅5年半,却延续赶走3个法国驻粤领事,在晚清外交史上甚为罕有。张之洞的强硬外交气概在中俄伊犁谈判中初露眉目,到两广总督时期生长成熟。探花身世、历任学官、以“清流”健将名闻天下,张之洞有意别树一帜,塑造差异于恭亲王奕䜣、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外交气概。

法国驻广州领事馆

中俄伊犁谈判与抗法战略

政坛名人各有其“门面”,现时的说法叫做“人设”。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以保皇为“门面”,装出光绪帝忠臣的容貌,借此向华侨筹款,实在他们师徒早就把大清国叫做“大浊国”,打的算盘是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。与李鸿章相比,张之洞是洋务的后起者,他全心打造了一套强硬外交气概,塑造“鹰派”形象,以此与总理衙门、李鸿章相安无事的外交气概相区别。张之洞行使“强硬”姿态,争取王公大臣、士绅、国民的支持,另树一帜。

1879年,俄罗斯准许送还侵占的新疆伊犁,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使俄,签署了损害中国利益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。条约划定,沙俄将伊犁九城一带交还中国,但其北面、西面和南面的领土都送给俄国,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;条约的通商、设领等条款也对中国有害。新闻传来,群臣大哗,朝廷乃命廷臣集议,各抒所见。

张之洞呈递多份奏折痛驳条约,纵横排比,气焰如虹。他指出:条约划定的陆路通商,从嘉峪关、西安、汉中直达汉口,要害尽为所据;东三省为国家基本,按崇厚签署的条约,则俄人可在东北各处搭船自由游行,国门洞开;伊犁、塔尔巴哈台、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、喀什噶尔、乌鲁木齐、古城、吐鲁番、哈密、嘉峪关设领事,则西域全疆尽归其控制。张之洞列述种种理由,结论是“必改此议”,否则“不能为国”。张之洞词锋甚健,风头一时无两,甚得慈禧欣赏。

1882-1883两年,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,受英国幕僚麦士尼的影响,亲热关注法国侵略越南问题,先后多次上奏,为朝廷设计应对之方,坚决主战。这一系列奏折取得显著效果,次年头夏即擢升两广总督。

在此之前,张之洞介入外交主要是书面上奏,也曾受命与总理衙门大臣作内部讨论,但没有与西方驻华外交官打交道的履历。1884年头夏出任两广总督后,张之洞以强硬取态,延续驱逐3个法国驻广州领事,在晚清外交史上甚不寻常。

崇厚

师克勤(Fernand Georges Francis Scherzer)

张之洞抵穗时,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竣事不久,之前的战事都在越南境内、中越疆域睁开,此之谓“西线”。1884年8月5日,法军袭击台湾基隆,开拓了“东线”战场,妄图“踞地索偿”。8月23日,法国舰队发动对福建水师、马尾船厂的突然袭击,一个小时之内有11艘中国巨细舰艇被击沉,船厂泰半被毁,中方死伤惨重。是役被称为“马江之战”或者“马尾海战”。法国侵略者将战火引到中国大陆,清政府被迫宣战。

法国驻穗领事师克勤(Fernand Georges Francis Scherzer),曾在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当翻译,约1879年起署广州领事。“马江之战”发作后,师克勤气定神闲地坐镇领事馆内,没有撤离的意思。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原是广东布政司衙门。该衙门“适居粤城之正中”,是2000多年来广州城的绝对权力中央,南越国王宫、南汉国王宫都设在此处,隋唐以来先后为广州刺史署、岭南道署、节度使司、多数督府、都元帅府,明清为承宣布政使司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1年,法国强租布政司衙门为领事馆。法国人使出一招“黑虎掏心”,目的是对清廷举行羞辱。与此同时,法国又强租位于新城的两广总督署遗址,自1863年最先兴建圣心大教堂,至1888年所有完成,为天下最大的石结构天主教堂修建,俗称“石室”。这座教堂从兴工最先,就不停发生教民与内陆住民的冲突。

石室教堂

张之洞以为师克勤“盘踞省垣,殊无行意”,忧郁“特工公行,内外通连”,在1884年8月24日发出逐客令,“责该国于鸡笼、马尾两次先开兵端,令其率同法国商民教士即行出境。该领事存心不良,不愿令教士离粤。”在张之洞延续催迫之下,师克勤于8月28日撤离,“所有在城栖身之法领事及商民人等,均已束装就道,纷纷启行矣。”师克勤本人暂住香港考察形势。领事与随员周全退却后,驻广州领事馆空无一人,大门紧闭。有一天,盗贼破门而入,正在庞杂之际,恰好有官兵来到,捉了7个盗贼,解交番禺县讯办。

1885年春,在张之洞、彭玉麟精彩的组织协调下,中方在西线战场接连取得镇南关大捷、谅山大捷,法海内阁因此完蛋。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调停,双方于1885年4月4日签署了《中法息兵条款》,6月9日正式签署和约。7月7日,总理衙门给张之洞发来电报:“法使已到京会晤,据称彼国领事及商人、教士等拟即赴粤,希饬父母官于法人到时照常接待、珍爱,以敦和洽。” 

和约签署后不久,法国公使回到北京,通知总理衙门,师克勤以及法国商人、传教士准备回粤,请转告父母官加以接待、珍爱。7月9日,法国公使巴特讷向总理衙门发出正式照会:“本大臣以我法国驻箚广州等处领事官毋庸再缓其回任为妥,以是本大臣拟饬该领事官师克勤仍回广省视事,并请贵郡王转饬两宽大吏,日后凡有该处与本国谈判事宜,均应会同师领事官照常商办。” 巴特讷照会写到这里还算正常,接下来话锋一转,就最先惹穷苦了。

照会后半段,提到战争时代,两广统兵大员发过几个通告,发动人民加入抗法,造成民间对法国的恶感,在领事回粤之前,请统兵大员再次出示,声明两国眼下业已和洽,民间不得再“扰害”法国在粤职员。写到这里,也还算是中规中矩。谁知最后一句,却酿成引发冲突的引前线:“两广总督等云云出示,若能于师领事到省后预将所拟通告稿本交阅商订,最为妥妙,总期此示文字句敦益于邦交可也。”

谅山大捷后,朝廷阻止前线军队乘胜追击,听信英国人赫德意见与法国闪电式媾和,张之洞对此十分恼火,曾连篇累牍发电报示意否决,最后在朝廷的高压下不得不遵命息兵。这一份委屈,正无处发泄。巴特讷照会最后一句话,让他找到发泄的时机。两广总督对自己治下的军警、国民出具通告,若何誊写完全是中方的事,法方竟要求把通告稿先给师克勤过目修改,这是何等侮辱?总理衙门也已顶了回去:“至通告若何措词,系中国父母官之责,自能斟酌妥善,无须与师领事商定也。”只管云云,张之洞照样决议对师克勤举行抨击。

7月27日,张之洞让税务司英人贺璧理通知师克勤,准许按条约加以珍爱,但要求法领事和传教士必须“逢十”那一天到粤,有意增添附加条件,让师克勤为难。惊魂未定之际,师克勤没有带传教士,8月1日独自一人从香港来到广州。他写信给总督、巡抚等高官约见,左等右等,粤省政界上下都不予理睬。

8月13日师克勤照会张之洞,埋怨“贵部堂及抚部院均不愿相见”。他火气一上来,写照会也不镇定,先给张之洞扣一顶违旨的帽子:“去岁逼令手段事等离粤,皆出父母官之意,核与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之上谕相反。”

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(8月15日)上谕是怎么回事?中法决裂之际,法外洋交官准备通盘撤走,根据国际法,法国可以指定某个友好国家代为珍爱留华法国人,但这个需要清廷加以认可。法俄关系特殊,法国提出请俄国代为珍爱,引起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的高度小心。那时,法国驻上海领事李梅提出,开战之后,栖身中国境内的法国人生怕不受珍爱,建议全行撤走。然则,法国公使谢满禄,却在临行时发照会给总理衙门,声称已得俄国驻华公使赞成,由俄国代为照料在华法人。

奕譞感应这是个大阴谋,上奏称:“窃思俄人存心不良,每当中国有事之时,从中取利,前事可鉴。”若法国人继续留在海内,俄国人将以珍爱国为名,借机怂恿生事并从中取利。那时,除通商口岸外,另有不少法国传教士住在云南、贵州等交通未便的地方,一时之间无法尽撤。为杜绝俄国人加入起见,奕譞以为,不如由朝廷下旨:“凡法国官商教民,有愿留内地,循分守业者,中国父母官悉为珍爱。”光绪帝接到奏折,把父王的原话写进谕旨。这是七月初六日上谕的靠山,意思是离口岸太远、交通未便区域,迫不得已走不了的法国人,由中国政府加以珍爱,但不是指广州这种口岸都会外交官。张之洞感应师克勤留在广州是个隐患,可能会向法方提供军事情报,加以驱逐出境是完全合适的。

醇亲王奕譞

师克勤不仅扣帽子,还在照会内里把广东官府在战争时代查封教堂、传教士住所叫做“占领”,又说“想贵部堂明知手段事所求非独合理,且亦分所应为”。这些词句彻底激怒了张之洞。他对此不予理睬,只是公务公办,根据总理衙门的咨文,把教堂、传教士衡宇解封,把通告稿件发给总理衙门立案,拒不会见师克勤。

9月3日,在拖了20天以后,张之洞给师克勤回了一份照会,狠狠地教训了对方一顿。

开头,根据外交礼仪,张之洞另有些虚心,说本部堂前一段身体抱恙,晦气便见客。话锋一转,他最先指责对方来文“语多越理使气,且有称谓失当之处”。他说,从去年阴历七月份最先,中法已成敌国,但广东政府仍珍爱贵国传教士使之行动自由,封存贵国教堂以便稽察照应,那么,纵然是处在敌对状态,我们仍以友邦之礼看待。左右的照会竟然把珍爱叫做“驱逐”,把封存叫做“占领”,岂非还想追溯战争时期的责任?贵国首开兵端,兵连祸结,荼毒人民,那时纵然驱逐传教士,没收产业,也不外分,况且现实上只是珍爱、封存?自媾和成定局后,本省已将封存产业解封,也下令对回粤传教士执行珍爱,并不需要等到贵领事提出后才施行。贵领事既然希望我们送还教堂、安置教民,应当和平商办,怎么能用“占领”“驱逐”这些无礼之词呢?

师克勤照会内里另有一句“吾所求祗愿秉公与合理之事而已”,张之洞得理不饶人,捉住这个“吾”字大做文章,指出两国官员之间来往,必须保持一定的谦敬,应该自称“领事”才对,用一个“吾”字,未免倨傲太甚。张之洞这个指责有些吹毛求疵,师克勤事实是外国人,他在中国从事外交虽有一定年份,但在用汉字誊写外交文书时,有些用法微误,未必是有意犯错;若双方关系融洽,这不算什么大问题,只需私底下见告下次矫正即可。张之洞刻意把字词用法上升到外交礼仪问题,在照会内里正式提出,有些小题大作。

师克勤坐不住了,向驻京公使巴特讷诉苦。9月19日,巴特讷照会总理衙门,指责张之洞对师克勤“有所失礼”,不愿接见领事官,并对师克勤照会内里的“驱逐”“占领”字样作强辩。师克勤的真正意图,是希望查清战争时代教会产业受损失的情形,隐含着准备向中方索赔的后招。张之洞借照会文字瑕疵举事并不予接见,预防性地拒绝法方可能提出的赔偿要求。另外,张之洞嫌疑师克勤曾建议法国舰队进攻广东,实在法国驻广州领事并不能影响到法军在远东的部署,但张之洞既然对师克勤有偏见,也就把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对方。

9月23日,总理衙门回答法国公使,指出师克勤照会“实有措词失当之处,无怪粤督之不以为然也”,以为“开战以后,相互商民有无损伤,事后皆难追论。粤督以师领事之言不近情理,恐碰头争论转伤睦谊,是以暂缓会晤”。总理衙门要求公使约束师克勤,“以后诸事和衷相商,不能顽强己见,粤督自必以礼相待也。” 

此时,主持总理衙门的庆郡王奕劻在法国公使与张之洞夹攻陷左右为难。9月9日,广西勘界事务大臣邓承修出京前获帝后召见,奕劻在朝房赶来相见,因张之洞拒见师克勤,屡受法国公使催迫,嘱咐邓承修到广州时,“祈婉劝香涛,不能过执。”这个时刻,奕劻治理总理衙门为时不久,还没有晋封亲王,对照战战兢兢,不敢强压张之洞,只是让邓承修碰头时“婉劝”。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既立下大功,深得天子本生父醇亲王欣赏,连奕劻的指示也抗拒不遵。一直到10月27日,法方思量到双方关系主要无法相处,派师克勤去中越疆域加入勘界,脱离广州。也就是说,法国驻广州领事师克勤这次回广州,一直未能见到张之洞,可谓体面尽失。

法兰亭(J.H. Frandi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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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克勤在广州被张之洞羞辱,灰溜溜地脱离广州前往中越疆域加入勘界,接替他当驻广州领事的是法兰亭(J.H. Frandin)。

法国领事馆一部

法兰亭早年曾是驻英公使郭嵩焘随员、曾纪泽翻译,后任法国驻天津领事馆翻译、领事,1882年调驻京公使馆总翻译,1884年转任驻天津领事。

法兰亭到任后,张之洞依然不予理睬。总理衙门于1885年12月28日发电报给张之洞,重申“法领事应接见”。转眼到了1886年1月1日,张之洞向总署汇报:师克勤在中越界限生病,法兰亭发来照会,法国政府命他去中越界限接替师克勤,请两广总督发给前往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等省执照,三天之内启程。张之洞以为这是法国人的阴谋,由于广西龙州不让法国使节入关,法国人就想暗度陈仓,让法兰亭从内地前往广西,以便窥探中方虚实。为此,张之洞发电报给总理衙门:法国人介入勘界,只能从越南那里抵达,不能从中海内地行走,故此,差异意给法兰亭发执照。法兰亭已先期到香港待机而动,因张之洞不发给执照,几天后又被迫折回广州。 

法兰亭回穗后消停了一阵子,几个月后又最先举事。4月27日,张之洞在奏片中说,师克勤回粤时,就教堂损失问题向中方索赔,被我和总理衙门驳倒未果。不久前,法兰亭又重提这个问题,说光绪十年、十一年两国战争时代,广东境内传教士、教民损失共达38万多元,“因父母官未能实力珍爱,开列失单三十三张,请委员会同办结。”

法兰亭照会即是是指责张之洞没有珍爱好教士、教民,使张之洞大受刺激,直斥“该领事所请谬妄已极”。他以为,无论若何,教士、教民在战争时代有所损失,其数甚微;纵然真的损失甚多,也没有向中国政府索偿的原理。他立刻回复:开战之后、媾和之前发生的事“无可议办”。

5月11日,张之洞在复照中演出了他的雄辩术,以为在粤法国人“仰赖我皇上无外深仁,粤中文武各官奉宣德意,粤民遵旨遵法”,才得以瓦全。现在,上不知感谢圣恩,下不知谢谢粤民,竟然还敢索要赔偿,实属无理。若要纠缠前事,那么,自开战以来,中国各路兵费支出,以及因战争而短收的各项税厘,为数甚巨。然而,这是国家收支,朝廷不愿跟贵国计算。单就商民损失来说,福建、台湾、浙江等地商民受战争影响损失伟大。然而,这照样外省,可姑置岂论。单就广东而言,法军掳劫“广海”渡船,封锁北海口岸,广州、潮州、廉州、海南蹊径梗阻,百货停销,总计广东各口岸“商工船渔,共亏折银三百八十万两,须先将此项核办归结,再为核办教堂零星什物”。

张之洞拿出广东商民被战争影响损失三百八十万两的数字,目的是压倒法兰亭提醒的三十八万。他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:广东省筹备海防正急需经费,现在准备筹款四百万两购置船炮,还没有着落。贵领事官若注重友谊,替广东省操办,我们将十分喜悦。这种答词“杠精”味道极浓,不是正经外交语言。

张之洞又发电给李鸿章,请他向法国驻京公使戈可当投诉。这一招很快奏效,李鸿章回电说,公使拟将法兰亭调往福建,派白藻泰来广州。李鸿章又担保说:白藻泰“郑重和平,必无此事恶习”。

几天后,张之洞向总理衙门讲述,提出:换白藻泰可以,但必须保证到粤以后,不再提赔偿教堂损失之事。若是法国公使赞成这个条件,那么,白藻泰到粤以后立刻加以接见;若是公使不愿,白藻泰到粤,“断不与款接也。”张之洞这个设定先决条件的看法,遭到总理衙门驳倒。总署回复说:“目下白藻泰赴粤,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,转若示之以怯,恐彼更多捏词,不如坦然相见,最为得体。倘彼再申前说,仍可严驳。”

总理衙门的指斥是有原理的。根据国际公法以及历年签署的条约,督抚有义务接见外国领事;张之洞一定要议定不提赔偿才可接见,反而显得自己心虚胆怯;作为督抚,应该坦然相见,一旦对方老调重弹,严加驳倒就是了。张之洞在这个环节上显得有些小气。他对接见领事颇不耐性,稀奇是一些喜欢挑战清廷官员的领事。张之洞心里并不喜欢与外国使节打交道,只是在总督这个位置上不得不虚与委蛇。这种心态,与李鸿章喜欢会见外国使节有着极大区别。对张之洞来说,接见外国使节是一种苦差;对李鸿章来说,接见外国使节可能是一种“享受”。

白藻泰(Comte G. de Bezaure)

白藻泰到粤后,张之洞依然没有予以接见。

5月31日,张之洞向朝廷呈递奏片,提出让两广盐运使兼办洋务,以减轻总督的肩负。广东是最早解决洋务的省份,在鸦片战争以前,官府指定十三行总商与外商、领事打交道,官员不见领事、洋行买办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形势一变,外国领事在广州不能一世,督抚虽说职位尊崇,也被迫要经常接见领事。其他一些省份,会放置道台一级的官员专门处置外事,如天津海关道,但广东一直没有设立这么一个专办外事的官员,让督抚疲于奔命。张之洞提出让两广盐运使兼办洋务,出于减轻本人肩负的目的,此举受到出使美国大臣张荫桓的启发。光绪十一年十二月,张荫桓赴美之前,曾到广州造访张之洞,他说:法兰亭曾跟他本人说,遇到谈判时,若总督没有时间接见,也可以指定一个下属官员商办。盐运司品级从三品,比正四品的道台还要高一级。

驻美公使张荫桓

张之洞对督抚必须接见外国领事的划定感应愤愤不平。他以为,领事职位不高,来华外国领事职位处于官商之间,不少国家任命在华商业商人当领事。只是,两次鸦片战争以来,广东首当其冲,形成对外谈判中太过迁就的习惯,外国领事也越来越放肆,每隔几天就会要求面见督抚,经常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,不胜其烦。历任督抚为免生事,加以隐忍,导致洋领事加倍凶残。

张之洞自称,他对外国领事的非分之举,总是加以裁扼,故而最近有所收敛,好比英国领事会直接去厘务局做事,或者直接跟洋务委员商谈,纷歧定每次都直接找总督。他总结说:“大致臣体察在粤洋人,徇之则骄,折之则谨,逞刁蒙混,得步提高。” 这种说法,有着强烈的张之洞小我私人色彩。对外谈判,强弱有差异,但外面上仍需以国际法为依据,其次讲的是理,洋人非分之求虽然应坚决拒绝,合理的要求则不能简朴粗暴看待。张之洞拒绝接见领事,虽有合理的一面,也露出了他对会见洋人有些胆怯,由于迎面谈判,说错一句话都可能导致严重结果。

作为对外谈判的“中央军”,总理衙门大臣跟张之洞的看法有着较大差异,他们注重的是遵守条约,督抚要按划定接见领事。9月28日,总理衙门大臣忍无可忍,上奏给光绪帝,让天子来指斥张之洞:“据总理衙门奏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一折。前经两次谕令张之洞与法领事相见,何以该督胶执己见,并不遵办。疆臣接见领事,本系载在条约,若有非理要求,正可迎面驳辩;倘坚拒不见,致该使哓渎有辞,非特有伤国体,必致别生枝节。着张之洞凛遵谕旨,即行接见,仍将遵办情形迅即电闻。”

张之洞

新领事白藻泰到广州以后,张之洞仍不予接见。法国公使有些气忿,致函总理衙门:“本国驻粤领事,初系师克勤,嗣调法兰亭,现调白藻泰,历经照请,谆嘱粤督以礼接见。嗣准复称,业已行知粤督,乃粤督依然不见,实所不意。日前复经照会,并派华文正使至贵衙门面谈此事,务令粤督即时接见。兹接照复,似乎仍无妥善之法。粤督云云顽强,有伤我国体制。在我国亦不能听其永远云云,应请速筹妥善设施。”

收到总署的指斥电报,张之洞反映迅速,第二天马上回电:原本是准备会见白藻泰的,只是当白氏抵达广州的时刻,本人正生病,患肝气,怕风,不能见客。那时已经回答他,乐于碰头,但刻下正在病中,已向朝廷请假调治;若是能不提战争时代的事(也即索赔问题),只是恢复联系,不因争辩伤了和气,不才愿意生病相见,今天就可以约定碰头日期,期待回答。虽然那时确实有些小病,但这么做的目的,是“先折其气”,原意是等他再来求见,然后转反常度赞成会晤;没想到该领事往后再也不提碰头之事,也没有复函。对方既然不再提及,自然未便自动约见。当初李鸿章说,白藻泰没有前任领事法兰亭的恶习,我心里打的主意是,若对方赞成不提征战时代的损失赔偿,双方可以阻止尴尬的争执,并不是有意拒绝接见。没想到的是,对方往后不再约见,也没有来信提及此事。现接到皇上谕旨,自然不敢怠慢,是不是请总署见告法国公使,领事来约一定接见。

所谓“先折其气”,是春秋战国时代常用的外交战略,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智慧,用在近代外交领域效果未必理想。白藻泰受到张之洞冷遇,他也无所谓,绝不再作第二次求见,那么张之洞“折其气”的目的并没有到达;白藻泰选择的是向公使起诉,用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,反过来让张之洞乖乖就范。这一轮角力,张之洞没有赢。

总理衙门总是饰演一个相安无事的角色。收到张之洞覆电,他们立刻知会法国公使,让他通知白藻泰来函约定会晤日期。10月3日,张之洞在法国公使、总理衙门压力之下接见了白藻泰。在整个博弈历程中,张之洞并没有思量到,中国官员拒见法国使节,那么中国驻法使节同样会受到危险。一样平常外交是一种相互给体面的流动。中国督抚可以不给法国领事体面,法国官员也可以不给清廷驻法使节体面。

接下来,双方似乎相安无事,到1887年头,又发生白藻泰殴打守卫领事馆清兵一事,双方函电交驰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缠斗甚久,只是增添了相互恶感。

于雅乐(C.C. Imbault-Huart)

发生殴打清方弁兵一事后,张之洞在总理衙门重压之下,被迫维持原有体制,继续派抚标士兵守卫法国领事馆,但与白藻泰的关系已经闹僵。法国公使思量到两人难以共事,不得不用于雅乐署理广州领事,把白藻泰调走。

“和平文雅”的于雅乐来到广州,让张之洞舒了一口吻,不用再受“三大恶人”的气。舒心日子没过多久,1888年12月16日,于雅乐突然来信见告,法国政府调他出任广西龙州领事,派白藻泰回任广州。张之洞连忙打电报给李鸿章:于雅乐“和平文雅,遇事可与商酌,相处甚好,半年来诸事安帖”,而白藻泰“浮躁横悍,性好生事,曾经殴辱弁兵,万难与之共事,必多枝节”。请李鸿章想法与法国公使商议,调走白藻泰,留下于雅乐,对双方都有利益。此事左右如能扭转乾坤,感谢何似,是否也请左右委婉禀告总署?

据于雅乐见告,白藻泰将于1889年1月2日抵穗。张之洞听到此新闻很不恬静,他在1889年1月1日打电报给李鸿章,说左右跟法国公使李梅很熟,请直接与该公使商议,调走白藻泰,留下于雅乐。总理衙门或许未便明言,“非公不能挽回”。两天后,李鸿章回电:已请驻津领事林椿转告李梅,李梅的回答是,领事的调动由外交部决议,已将尊意电告外交部,尚未回答;林椿说,白藻泰系实授领事,于雅乐只是署理(署理),资格也浅,按老例白藻泰回粤,于雅乐必须交卸,看起来似乎难以挽留。原理似乎是这个原理,但法外洋交部也知悉白藻泰跟尊驾纰谬劲,或者仍有时机。

又过了两天,张之洞复电李鸿章:据于雅乐见告,白藻泰抵香港,昨天接到电报让他在港守候下一步指示,看起来法外洋交部似乎有意让于雅乐留在广州,请让林椿联系李梅,勉力促成此事。

一时间,巴黎、北京、天津、香港、广州之间函电交驰,经由一轮主要商量,1月10日传来好新闻,法外洋交部决议让于雅乐留驻广州,调白藻泰为驻香港领事。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下场。张之洞一直坚守态度,李鸿章也起劲配合,在这个阶段,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维持着一种对照融洽的关系。法外洋交部、驻京公使估量是掂量过:两广总督兼管二省,几年前指挥粤军在越南战场打过胜仗,深得朝廷信托,没有泛起重大差错,朝廷不会容易加以替换;领事职衔较低,对换以后,对邦交有利益,就算体面上不太悦目,照样接受了张之洞的要求。

奕譞骑马图

张之洞以强硬手段延续赶走3个法国领事,在晚清外交史异常罕有,这跟他一向以来在外交领域坚持强硬态度有直接的关系。不外笔者也有一个预测:张之洞在对法外交敢于云云显示,他跟天子本生父醇亲王奕譞的特殊关系不能忽略。在中法战争问题上,奕譞跟他哥哥奕䜣差异,主战态度坚决,与张之洞的态度一致。1884年春甲申易枢后,奕譞隐执政柄,遇大事军机处要听取他的意见,他在这个时期致荣禄的几封信中称对法国开仗“为二十余年中国第一次振作”,吐露出对法国侵略的强烈愤慨,也暗贬他哥哥奕䜣已往解决外交作风偏软。奕譞对张之洞欣赏有加,也使总理衙门特事特办,只管照顾到张之洞的情绪。外交经常跟内政交织在一起,因人成事。单纯就外交论外交,未免简朴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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